自1986年中國考古學家在四川廣漢發(fā)現(xiàn)兩個坑、從中發(fā)掘出上千件約3000年歷史的珍貴文物以來，三星堆遺址一直是個充滿神秘感的存在。

造型夸張獨特的青銅器和金面具，加上至今未在遺址發(fā)現(xiàn)任何文字和模棱兩可的傳說，讓人們疑竇叢生。

作為中國長江上游地區(qū)規(guī)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先秦遺址，三星堆遺址是研究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文明背景的重要物證，有助于揭示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過程。

今年，中國啟動了三星堆遺址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考古發(fā)掘工作，新發(fā)現(xiàn)的6個坑有望進一步揭開這個神秘文明的面紗。

考古學家最關心的未解之謎有哪些?仍在進行的考古發(fā)掘工作有望帶來哪些線索?為此，記者近日分別采訪了三星堆“祭祀坑”發(fā)掘學術顧問、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以及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館長、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許杰，請他們分享自己最想破解的謎團和對此次發(fā)掘的“心愿清單”。

三星堆人為何挖坑？

“根據(jù)坑里出土文物及所發(fā)現(xiàn)的遺跡現(xiàn)象和坑里沒有發(fā)現(xiàn)葬具及尸骨等情況我們將其定名為‘祭祀坑’。”1986年7月31日，當時主持三星堆遺址一、二號“祭祀坑”發(fā)掘工作的考古學家陳顯丹在發(fā)掘日記中這樣寫道。從此，“祭祀坑”成為三星堆研究里被屢屢提及的一個說法。

然而，三星堆的主人究竟為何挖坑，至今考古學家莫衷一是。

器物掩埋的有序性讓人們想到了祭祀。“最底下是小件，中間是青銅容器和面具，最上面是象牙，不像倒垃圾一樣的，而是一個有意的行為。”許杰還提到，人們發(fā)現(xiàn)三星堆文物在被掩埋以前經過了擊打和焚燒，但可以證明焚燒沒有在坑里進行。

而新發(fā)現(xiàn)的6個器物坑帶來的證據(jù)似乎指向了別的方向。

“現(xiàn)在看，越來越不像祭祀。祭祀怎么會把神像放進去，還把它打壞?祭祀怎么會埋這么多東西?還有如果是祭祀，怎么會把房子燒了，連建筑垃圾也埋進去了?”孫華告訴新華社記者，由于祭祀是經常性的活動，古人一般不太會埋太多的東西，宰一頭羊、一頭豬已經是很大的祭祀活動了。但三星堆的坑很不一樣，珍貴的黃金器物、象牙、玉器，被一股腦兒埋進去，數(shù)量龐大。

“如果三星堆器物坑是祭祀坑的話，三星堆人這一次祭祀就耗費了整個族群和國家所掌握的青銅資源，使他們以后不再能夠使用青銅材質的器物從事祭祀活動，而這種可能性是很難令人信服的。”孫華在此前發(fā)表的一篇論文里這樣寫道。

孫華期待，本次發(fā)掘工作能夠在這一問題上帶來關鍵線索，主要是能夠用來確定坑的年代的證據(jù)。他表示，如果幾個坑屬于同一年代，那么它們就是重大事件的產物，比如遷都、動亂;反之則會支持祭祀說，因為祭祀是連續(xù)、重復的過程。

“現(xiàn)場”是什么樣子？

許杰最想解開的謎團是三星堆青銅塑像原來是如何組合、擺放的。

“考古工作就像破案一樣。破案什么最重要?恢復現(xiàn)場的原貌最重要。”他表示，如果能恢復青銅器最初的空間關系，不僅能夠帶來美的享受，而且也能幫助獲得有關三星堆人的宗教和其他方面的信息。

兩位考古學家都期待此次考古發(fā)掘能帶來更多有機質的物品，認為這是還原三星堆藝術形象全貌的重要一步。

“我特別關注的就是有機質的東西。”許杰說，三星堆造像中有非常重要的木雕藝術傳統(tǒng)，但木頭本身容易朽爛。有證據(jù)表明，三星堆的人頭像，原本應安裝在木制的身體上。

例如，青銅人頭像，并不能直接放在平面上，而前后兩面的銳角頸部形態(tài)正與全身大立人的衣領開口一致，證明它們當初都安裝在其他材質的身體上，最有可能就是木質身體。另外，在許杰看來，有著夸張的眼睛外凸形象的“縱目面具”，很可能最初是作為一個構件、安放在高聳的建筑上。

1986年發(fā)掘一號坑和二號坑的一大遺憾也許就是未能及時識別和保存有機質的文物遺存。

“好比我們當時發(fā)現(xiàn)了金杖，但是杖身還在不在?當時就沒有注意。如果當時能夠仔細發(fā)掘，或許能夠發(fā)現(xiàn)一點點殘跡。”孫華表示，即使是少量的殘渣也能提供有價值的信息，比如金杖的木質部分是什么材質。

許杰說，目前正在進行的發(fā)掘工作大大豐富了三星堆文明研究的資料，增加了以前沒有的種類，比如木器和紡織品。

“考古學家應該重視任何的物質遺存，因為它背后承載了大量信息?？脊诺哪康木褪侵v述器物背后人的故事，只要能提供任何線索的東西都是有用的。”他說。

是古蜀國，還是另外一種文明？

三星堆遺址讓人們看到了一個消失千年的文明，也改變了人們對古代四川盆地封閉落后的認識。

很多人相信，三星堆遺址就是古蜀國的遺跡。他們指出，三星堆文物上的魚、鳥以及夸張的眼睛外凸形象印證了傳說里對幾位古蜀王的描述。

但也有學者對此建議謹慎。

“急于印證古史記載和傳說的做法有著方法論上的危險。”許杰指出，后世記載本身的可靠性存疑。那些記載并非三星堆文明時期的文獻，而是三星堆以后很久才寫的。急于把后世記載與考古發(fā)現(xiàn)對號入座的做法是循環(huán)論證，在學術上是不夠嚴謹?shù)摹?/p>

許杰還表示，三星堆文明的政體為古蜀國可以作為一種假說來考慮研究，但作為定論就局限了重構三星堆文明原貌的范圍。

“在1986年兩個器物坑發(fā)現(xiàn)以前， 無人能夠想象三星堆文明的面貌，尤其是匪夷所思的青銅造像，那么三星堆文明的其他方面為什么不存在超越我們現(xiàn)有知識范圍的可能呢?”許杰說，“比解謎更重要的是提出真正有深度的問題。”

事實上，關于戰(zhàn)國以前蜀國的歷史幾乎全部來自《華陽國志》，這是三星堆遺址往后1000多年、東晉時代的著作。而三星堆遺址本身尚未發(fā)現(xiàn)任何文字。

孫華認為三星堆和古蜀國有關。“三星堆文化和更晚的巴蜀文化，中間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是古蜀的不同階段，但是需要更多的資料來證明。”

孫華表示，圖像資料，例如人像、神像，如果能與古蜀國的傳說有更多的呼應，也許可以用于佐證三星堆和古蜀國之間的關系。

但不論結論如何，孫華強調三星堆都為認識商周時期的西南地區(qū)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文獻里只有幾個字、幾句話，這里的古蜀就是一個符號而已。我們通過考古得到的信息，相當于夏商時期，尤其是商代晚期成都平原的社會、國家的情況，這遠遠比文獻多得多。”

標簽： 三星堆謎團 考古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