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鬢云欲度香腮雪，衣香袂影是盛唐。”最近一段時間，一群“唐朝小胖妞”火遍全國。當她們手舞足蹈，借助高科技手段穿梭于古老畫卷和國寶文物之間，猶如鋪展開一幅幅唐代人的生活畫卷，激蕩出的濃濃煙火氣在網(wǎng)友中引發(fā)了廣泛而強烈的共鳴。一時間，盛唐文化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與此同時，正在浙江大學(xué)藝術(shù)與考古博物館舉辦的“樂居長安：唐都長安人的生活”展別出心裁地將唐詩與文物串連在一起，為今人了解唐朝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的確，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唐朝，但與此同時，我們自詡熟悉的唐朝，其實是一段面目模糊的歷史。大唐之后，無數(shù)文史學(xué)家從唐詩典章中打撈起散落在浩瀚歷史中的唐人生活碎片，讓我們得以找尋唐以來1300多年的文化脈絡(luò)。正是那些我們所熟悉的唐詩，讓唐代的歷史形象愈發(fā)生動、豐滿起來。

神童

童子科的存在讓唐朝成為培養(yǎng)“神童”的沃土，但與此同時，以背誦為主的童子科因為“恐成僥幸之路”和泯滅“幼稚良心”，也一直是當時朝野上下爭論的話題

“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這首連蒙童都能背誦的唐詩，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駱賓王年僅七歲時寫下的。然而，就在我們?yōu)樵娙说?ldquo;幼慧”心生感嘆時，卻不知同為“初唐四杰”的楊炯“十歲及第，待制弘文館”。在今天看來，這兩位詩人堪稱“神童”的典型，然而置身唐朝的大背景下，他們甚至都無緣后人為唐代“神童”所撰寫的榜單。唐代的“神童”究竟有多“神”?

明代嘉靖年間的胡侍在其收錄于《四庫全書》的著作《真珠船·卷六》中列有“幼慧”一條，專門記載了唐代的神童，其中有很多我們熟悉的唐代詩人，如李白、杜甫、王勃;也有不少唐代知名的宰相，如權(quán)德輿、張九齡、劉晏。文中寫道：“唐世幼慧者最多……王勃九歲作《漢書指瑕》，十三作《滕王閣序》……李白十歲觀百家，十三能文史……”唐代緣何“神童”輩出?唐文化研究者師永濤在其新著《唐人時代》中認為，還要從科舉制度中尋找答案。

書中提到，唐朝有一個面向神童特設(shè)的“童子科”，要求十歲以下的應(yīng)試兒童能夠熟練背誦“九經(jīng)”中的一種。應(yīng)試時，每部書選十篇背誦，全部背出者授官，背出七篇以上者，給予進士出身。童子科的存在讓唐朝成為培養(yǎng)“神童”的沃土，但與此同時，以背誦為主的童子科是否存在使幼兒憑小聰明獲官的可能，也一直是朝野上下爭論的話題。唐肅宗寶應(yīng)年間，禮部侍郎楊綰以“恐成僥幸之路”奏請罷廢童子科，但到代宗大歷三年又重新開設(shè)。直至南宋末，禮部侍郎李伯玉上書“罷童子科，息奔競，以保幼稚良心”，童子科才從中國歷史上徹底消失。

讀到這里我們不禁唏噓，中國人“望子成龍”的心態(tài)從古至今從未改變。唐人對“舉神童”的向往在今天已轉(zhuǎn)化成“贏在起跑線上”，摧殘著孩童的“幼稚良心”。

與后世理解的科舉就是“八股文”不同，唐代科舉考試的科目相當繁雜，這一點從“童子科”的設(shè)立就能看出。根據(jù)《新唐書·選舉志》的記載，唐代名目繁多的考試內(nèi)容包括考治國方略的“秀才科”，考《大唐開元禮》的“開元科”，考《春秋》的“三傳科”，考“三史”的“史科”，考法律條文的“明法科”，考書法的“明字科”，考數(shù)學(xué)的“明算科”，以及考雜文、帖經(jīng)、策問的“進士科”。直到北宋王安石變法之后，進士科才成為唯一的取士科目。

考中進士究竟有多難?王仲犖在《隋唐五代史》中統(tǒng)計了唐代科舉自唐高祖武德五年至唐亡的進士錄取人數(shù)，在有科舉考試的279年里，共錄取進士6762人，平均每次科考錄取24人。李肇在《唐國史補》中有“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的說法，這或許解釋了為什么科考之路如此艱難，仍有人盡其一生在參加科舉。

對于下層士人來說，科舉不但是使自己躍入龍門的必經(jīng)之路，還能為家庭帶來實際利益。根據(jù)武漢大學(xué)教授尚永亮所著《詩映大唐春》一書的說法，一旦金榜題名，士子本人或全家就可以免去賦役等義務(wù)。難怪晚唐詩人李頻在《長安感懷》詩里就帶著一種茫然的口吻說：“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王建也在一首《送薛蔓應(yīng)舉》中寫道：“”王建也在一首《送薛蔓應(yīng)舉》中寫道：“”

從唐玄宗開始，詩賦代替雜文成為進士科考題的三項內(nèi)容之一，這一變化直接促成了唐代詩歌的繁榮局面。今天，我們?nèi)匀豢梢詮摹度圃姟防镎业教迫丝婆e考試的同題詩——那些以“賦得”二字開頭的，且為五言六韻的多是。“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shù)峰青。”就出自詩人錢起在德宗貞元十二年的省試試題。值得一提的是，唐朝的科舉考試還承襲了一部分始于東漢的薦舉制度，即在政治上、文壇上有地位的人可向主試官推薦人才，并參與決定名單名次，謂之“通榜”。應(yīng)試的士子多將自己平日的詩文寫成卷軸，在考試前送呈有地位者以求推薦，稱為“行卷”。幾乎所有參與科考的唐代詩人都有過行卷的經(jīng)歷，就連“詩仙”李白和“詩圣”杜甫都不例外。李白在他的自薦書《與韓荊州書》開頭就寫道：“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杜甫則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極力吐露自己多年困居長安求仕的心酸：“”。應(yīng)試的士子多將自己平日的詩文寫成卷軸，在考試前送呈有地位者以求推薦，稱為“行卷”。幾乎所有參與科考的唐代詩人都有過行卷的經(jīng)歷，就連“詩仙”李白和“詩圣”杜甫都不例外。

田居

對于唐朝人來說，遠離喧囂、戰(zhàn)亂的平和田園生活是一種心靈的信仰。他們用詩歌記錄下這樣的生活，留存于歷史，更成為了一種文化基因

白居易有一首題為《朱陳村》的樂府詩，講述了自己路過徐州古豐縣朱陳村時所看到的場景。詩里寫道：“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yè)，頭白不出門。生為村之民，死為村之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土地，不僅承載了唐朝普通農(nóng)家從扎根到繁衍、從繁衍到鼎盛的夢想，更安放著一種浸透心靈的平和與寧靜。讓唐人世代相守的，究竟是怎樣的一片土壤呢?唐代繼承了北魏、隋以來的均田制，將土地分為永業(yè)田和口分田?！锻ǖ洹酚涊d，唐代只有18歲以上男子才有授田資格，一名成年男子可以獲得永業(yè)田20畝，口分田80畝，合計為唐制的一頃土地。初唐和盛唐時期，得益于均田制，唐人的生活和狀態(tài)豐滿無比，“女汲澗中水，男采山上薪”的安穩(wěn)生活，在唐詩中宛如一幅靜止的畫面，留存于歷史。

王維在《渭川田家》中記錄了自己在京畿渭水邊看到的農(nóng)村：“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夕陽的余輝映照著村莊，歸牧的牛羊涌進村巷中。老人惦念著去放牧的孫兒，拄著拐杖在柴門外望他歸來。在野雞的叫聲里，小麥已經(jīng)抽穗，蠶即將吐絲。陸續(xù)荷鋤歸來的村民彼此打著招呼，說著家常。此情此景，讓詩人惆悵之余不禁吟起《詩經(jīng)》中的“式微，式微，胡不歸?”事實上，史籍中所記載的唐代村莊，從一首我們都熟知的唐詩中就能得到印證，那便是孟浩然的《過故人莊》：“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唐朝廣泛的中外交流，待到唐中后期，皇家或民間的園圃中開始出現(xiàn)大量的動植物舶來品，其中就包括來自西域的葡萄和水仙，以及來自南方的菩提樹和蓮花。專門研究唐朝舶來品的西方漢學(xué)名著《撒馬爾罕的金桃》中還提到了七世紀康國(撒馬爾罕)向唐朝進貢的“金桃”，根據(jù)書中的說法，這種將桃樹枝條嫁接在柿子樹上的生產(chǎn)技術(shù)，連柳宗元筆下的“郭橐駝”都知曉一二。

在師永濤看來，遠離喧囂、戰(zhàn)亂的平和田園生活是唐朝人一種心靈的信仰，唐人因此寫下大量的田園詩，來表達他們對于田園的眷戀。事實上，即便是在嘈雜如今日的21世紀，許多人依舊懷有歸園田居的夢想。中國人對于田園、小舟、流水和農(nóng)人的情感眷戀，一方面是由于我們是一個有著數(shù)千年農(nóng)業(yè)傳統(tǒng)的國家;另一方面，田園安放著一種浸透心靈的靜。這種滲透到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來源于對安定生活的向往，更來源于人們對自由的渴望。

到了文人那里，這份向往和渴望便化作讀書山林式的“歸園田居”生活了。唐代著名山水田園詩人孟浩然就一生讀書、生活于山林之中?！对娪炒筇拼骸分刑岬剑霞椅挥谙尻柍峭?，其宅園叫澗南園。詩人在《澗南園即事貽皎上人》這首詩中，就非常自得地留下這樣幾句話：“弊廬在郭外，素業(yè)唯田園。左右林野曠，不聞城市喧。釣竿垂北澗，樵唱入南軒。”至于孟浩然為什么選擇襄陽定居，自有一番道理。據(jù)《后漢書》記載，襄陽城外的鹿門山是東漢后期著名隱士龐德公的棲隱之所，詩人在《登鹿門山懷古》中寫道“昔聞龐德公，采藥遂不返”，便是再好不過的證明。一生讀書山林、從未踏足官場的孟浩然，與東晉末年“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何等相像。這份風流倜儻和灑脫不羈就連李白都艷羨不已。除了我們所熟知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李白還寫過一首《贈孟浩然》的詩，詩中道：“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對這位比他大十余歲的朋友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農(nóng)業(yè)的富足，不僅是唐人向往的田園生活的根本，也是唐朝全盛的物質(zhì)基礎(chǔ)。如果沒有大量的糧食作為國本，唐代的軍隊進取、詩歌天下、文藝復(fù)興以及手工業(yè)的繁榮都不可能出現(xiàn)。

唐代三百年的國運與農(nóng)業(yè)息息相關(guān)。為了維系這一國本，在唐前期的130多年間，全國興修水利工程達160多項，加之筒車、曲轅犁等灌溉、耕作“利器”的發(fā)明，中原地區(qū)的糧食產(chǎn)量大幅增加。待到唐玄宗在位的天寶年間，僅粟米一項的全年繳納量就達到740余萬石。朝廷將隋朝建在洛陽的含嘉倉重新建設(shè)，將長安以東的糧食全部存放于此，再逐步向長安的太倉轉(zhuǎn)運。天寶八年，全國主要糧倉的儲糧總數(shù)為1266萬石，其中含嘉倉儲糧583萬石，成為名副其實的“天下第一糧倉”。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盛唐時期的農(nóng)業(yè)富足，從杜甫的《憶昔》一詩中可見一斑。但此后，安史之亂成為唐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嶺。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九，安祿山起兵后一路直奔洛陽，或許就因為那里存著帝國一半的糧食。史書不曾記載含嘉倉的糧食唐人是怎么處理的，但《唐人時代》分析認為，它們應(yīng)該落入了安祿山之手，否則安史之亂不可能維持八年之久。

在農(nóng)業(yè)社會里，糧食是生命的本源。史學(xué)家常說安史之亂消耗掉了唐帝國的“元氣”，這種“元氣”如果實物化，那便是糧食。

婚嫁

新郎高聲朗讀催妝詩，催促新娘出門完婚，或許是今天“堵門”習俗的前身。大唐詩歌之盛，生活之雅，從“催妝以詩”中就可見一斑

“臨川八大家”之一的楊志堅曾寫下一首《送妻》詩，以此結(jié)束自己不幸的婚姻。詩中寫道：“平生志業(yè)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荊釵任意撩新鬢，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意思是說自己癡迷讀書，有所成時已兩鬢斑白，之所以貧寒，只因年輕時沒有求取功名，希望以“資而不充”向他索要休書的妻子能念及舊情，如若去意已決，今后兩人便只能形同陌路。

這場離婚官司的結(jié)局是，時任刺史的顏真卿認為這個女子嫌貧愛富，“侮辱鄉(xiāng)閭，傷風敗俗”，雖然準其改嫁，但判處二十大板。今人普遍認知的“唐代對于婚姻和女性持有的開放態(tài)度”在這一事中便有所體現(xiàn)，不過這種開放在中國歷史上不過曇花一現(xiàn)，唐以后，“節(jié)婦烈女”的觀念開始大行其道。

唐人在婚禮禮儀上是按照《禮記》第四十四篇《昏義》來進行的。之所以叫《昏義》，是因為古人都是在傍晚黃昏時分舉行婚禮，“婚姻”的“婚”字就來源于此。不過今天，大概只有南方地區(qū)依舊延續(xù)著“昏義”的傳統(tǒng)，大多數(shù)北方人都將婚宴安排在了正午。由此可見，晚上辦婚禮并不存在什么“不太好”的說法，而是漢人婚嫁習俗的正統(tǒng)。

結(jié)婚當天，有官身的人家，新郎可以假借穿父親有品級的官服;老百姓結(jié)婚，新郎可以假借穿絳色公服，也就是九品官員的暗紅色官服。后世將新郎叫做“新郎官”，就是源自新郎在成婚之日可以假借官服來穿。新娘的禮服也有規(guī)格可循，其中老百姓家的新娘穿的是青色的大袖連裳。可以想見唐代的婚禮，男著紅，女著綠，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男紅女綠”應(yīng)當與之也有關(guān)系。

迎親的隊伍到了新娘家后，唐代的娘家人也要為難一下新郎，喚之“催妝”——新郎或者伴郎要高聲朗讀催妝詩，催促新娘出門乘車，去新郎家完婚——這或許是今天“堵門”習俗的前身?！度圃姟防锸珍浟嗽S多催妝詩，例如中唐詩人陸暢身為伴郎，在唐順宗女兒云安公主出嫁時吟誦的“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妝成未?東方欲曉霞”。催妝以詩，大唐詩歌之盛，生活之雅，可見一斑。《全唐詩》里還有一首催妝詩這樣寫道：“昔年將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幸為秦晉會，早教鸞鳳下妝樓。”說的是一個叫盧儲的進士在向大臣李翱行卷時，文章恰巧被李翱的女兒瞧見。后者遂心生仰慕，而那盧儲不但當上了朝中大臣的女婿，還在次年狀頭及第。所謂的“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非此莫屬。

在唐代的“六禮”中，“納征”演變?yōu)?ldquo;送彩禮”一直延續(xù)至今。值得玩味的是，唐人“納征”也和今天一樣，存在索要天價彩禮的陋習，其中以士族嫁女尤甚。太宗李世民就特別瞧不起那些士大夫，稱其“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如同商賈做生意一般。為了遏制士族嫁女廣索聘財?shù)穆?，高宗李治不得不下詔書強行規(guī)定士族彩禮的額度。

婚鬧陋習在唐代同樣普遍。唐代筆記小說《酉陽雜俎》里就記錄了一起“鬧洞房”導(dǎo)致的人命官司，說的是在甲的婚禮上，乙、丙二人聯(lián)合起來捉弄甲，將其塞進一個柜子，笑稱關(guān)押囚犯，甲因此窒息而死。乙、丙二人被判了鬼薪之刑，即給地方寺廟砍柴三年，作祭祀鬼神之用。

門閥士族同樣為唐代的婚嫁陋習“貢獻”了一己之力。那些發(fā)源于東漢的門閥士族，直到唐后期依然固守傳統(tǒng)的家門風教，在婚姻上自矜高貴，只和與自己有著同樣顯赫家世的望族通婚，甚至連皇族都不屑一顧。開成年間，唐文宗想給憲宗的兩位女兒各找一個士族下嫁，后者推三阻四，文宗因此悲憤道：“民間脩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唐之后，延續(xù)了800年的門閥士族正式退出歷史舞臺，而“門當戶對”的婚嫁觀念卻一直留存至今。

既然門第觀念普遍存在于唐代各階層人士的心中，那么文人在詩文中表現(xiàn)這些觀念也就是不足為奇了。在尚永亮看來，唐朝仕途由婚姻所起的作用就在于裙帶之風，在于當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風氣。這一點在我們所熟知的《西廂記》中就有所體現(xiàn)。

《西廂記》的前身是唐代元稹所著的傳奇小說《鶯鶯傳》，小說中的男主角張生，據(jù)說就是元稹的化身。而他之所以舍棄發(fā)妻，另選太子少保韋夏卿的女兒韋叢為妻，就是因為韋家對元稹的仕途升進更為有利。當時民間流傳著“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的說法，元稹在《夢游春七十韻》中所寫的“高松女蘿附”，就是意謂自己像一根藤蔓那樣攀上了韋家那棵高松。從詩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韋門“甲第漲清池，鳴騶引朱輅。廣榭舞萎蕤，長筵賓雜厝”。勢大如此，也難怪元稹會棄鶯鶯而攀韋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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