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經濟運行數據顯示，我國宏觀經濟在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呈現快速復蘇的趨勢。而這一系列宏觀數據好轉的背后，離不開我國政府在應對疫情和促進復工復產的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實施，尤其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從國內看，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并沒有完全恢復到疫情前水平，還處于復蘇通道，尤其是有效需求并沒有完全釋放出來;從國際看，疫情仍然在全球蔓延，中國不僅面臨較長時間的“輸入性”病例風險，還面臨著不確定的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例如，中美貿易摩擦等。因此，今后仍然需要繼續(xù)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尤其是提高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性，促進疫后經濟進一步復蘇。

財政貨幣政策協同的疫情實踐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只有做到相互協同，才能使得整個宏觀經濟政策效果達到最佳，這背后有著簡單又深刻的經濟學原理。

第一，從政策作用功能看，蕭條(疫情)時期“雙寬松”政策協同能夠有效地促進經濟復蘇。積極的財政政策會提高有效需求同時會提高利率水平，從而對民間投資產生一定的“擠出效應”。而此時如果實施積極的貨幣政策，能夠有效降低利率，一定程度上緩解財政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并且能再次提高總產出水平。這就是經濟學上講的蕭條時期的“雙寬松”政策協同。這十分契合當下疫情沖擊下的中國復工復產的現實背景。

第二，從政策作用時間來看，財政貨幣政策協同能夠兼顧政策傳導作用的長短期時效。貨幣政策外部時滯較長，傳導路徑環(huán)節(jié)較多，不能較快直達實體經濟。而財政政策外部時滯較短，立竿見影，能夠較為迅速地作用實體經濟，較短時間內影響有效需求。因此，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能夠兼顧政策傳導作用時間的長期與短期時效問題。

第三，從政策之間運行聯系來看，財政資金收支的運行直接影響基礎貨幣和貨幣供應量。財政資金運行與貨幣投放、貨幣供應量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當財稅部門向社會部門征繳稅費時，社會部門的可支配收入減少，使得其在商業(yè)銀行的存款也隨之減少，從而使得商業(yè)銀行的超額準備金減少，隨之基礎貨幣減少。由于貨幣創(chuàng)造乘數效應作用，使得貨幣供應量成倍數減少，最終使得商業(yè)銀行的貨幣創(chuàng)造功能下降。而財稅部門征收上來的稅費雖然也存入商業(yè)銀行，記作財政性存款，但它不具有信貸投放和貨幣創(chuàng)造派生功能，不會影響貨幣供應量變化。這也就是說，社會部門稅收增加會使得基礎貨幣減少，社會貨幣供應量會成倍收縮。相反，當財政部面向社會進行財政資金撥付時，例如，減稅、財政補貼發(fā)放等，這時社會部門獲得的財政性資金增加，這部分財政性資金會轉化為儲蓄存款，流入商業(yè)銀行，從而使得商業(yè)銀行的非財政性存款增加，從而使得商業(yè)銀行的超額準備金增加，基礎貨幣增加，同樣由于貨幣創(chuàng)造乘數效應作用，使得社會的貨幣供應量成倍增加。這也就意味著，如果減稅，社會部門基礎貨幣增加，貨幣供應量增加。

因此，由于財政變量與貨幣變量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傳導作用聯系，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就必須加強協同。

第四，從政策作用環(huán)境來看，財政貨幣政策協同有利于從“疫情生產端救助”逐步過渡到“疫情后需求恢復”。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對供需兩端都造成了極大的沖擊。首先是疫情發(fā)生后，我國開啟防控隔離模式，生產生活中斷，此時率先沖擊了生產端，企業(yè)資金流面臨著斷裂，生產面臨著困難。我國央行和銀保監(jiān)部門及時出臺金融紓困應急性質的貨幣政策，各大商業(yè)銀行紛紛出臺相應的抗疫貸款。而隨著我國疫情在3月初逐步得到有效控制，我國疫情防控開始進入到復工復產階段，此時財政政策開始加大力度，陸續(xù)出臺了各種財政政策，例如，稅收減免、抗疫專項債、特別國債等。因此，從疫情發(fā)生以來，我國出臺的宏觀經濟政策實踐，實質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效協同，實現了從“疫情生產端救助”到“疫情后需求恢復”。

財政貨幣政策協同應遵循的原則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只有不斷提高彼此之間協同性，才能最大程度發(fā)揮政策作用合力，而在協同過程中，要結合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財稅與金融兩方面的改革歷史，不能走“回頭路”，不能開“歷史倒車”，務必要遵循一定的原則。

第一，必須堅持央行與財政部各自功能獨立原則。改革開放后，我國朝著人民銀行專司中央銀行職能方向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逐步建立起我國的中央銀行制度。1983年，國務院將工商信貸和儲蓄業(yè)務從中國人民銀行剝離，標志著中央銀行制度正式確立。隨后，1994年出臺規(guī)定禁止財政部對中國人民銀行透支。1995年通過《中國人民銀行法》，進一步規(guī)定財政部禁止向中國人民銀行進行借款融資。同時，還作出明確規(guī)定禁止人民銀行不得參與財政部發(fā)行的債券，也不得參與或者幫助地方政府及其部門的信貸業(yè)務，包括提供貸款和擔保等。至此，徹底阻斷了中國人民銀行向財政供應基礎貨幣的通道，為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各自功能的有效發(fā)揮奠定了基礎。此后，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專注于中央銀行宏觀調控職能定位，逐步完善貨幣政策框架，建立一系列貨幣政策工具，為我國金融體系深化改革與引導金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作出了重要貢獻。

因此，今后要發(fā)揮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同，要尊重過往已有的改革成果，要堅持財政部與央行各自的獨立性基礎上，最大程度發(fā)揮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功能。而最近討論比較熱烈的“財政赤字貨幣化”等實質是完全擾亂了央行與財政部之間的獨立性，主張央行在市場上直接購買國債等政策主張，使得央行變相充當起財政部的“出納”。這違背了中國已有的改革成果，也違背了我國央行與財政部相對獨立性改革方向，這一主張并不適合中國國情，必須堅決予以反對。

第二，必須堅持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與現代財政制度建設方向。我國在逐步建立完善現代中央銀行制度的同時，也在不斷探索公共財政的改革方向。2001年，我國首次提出了公共財政概念。2003年10月，明確提出要確定各級政府的財政支出責任。2007年，提出要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上，完善公共財政體系。2019年10月，提出了現代財政制度建設方向，并明確提出必須處理好中央銀行與財政的關系，促進財政金融領域發(fā)展。并且提出了落實央行獨立的財務預算管理制度、堅持公共財政原則、提高財政體制效率等三方面的推進公共財政與中央銀行制度協同的改革任務。其中，公共財政領域關鍵要建立“一級政府、一級財政、一次稅收、一級舉債”的財政管理體制。

因此，此次疫情以來，需要大量的財政救助與財政支出，同時還要做到財政與貨幣政策協同。那么就必須堅持以公共財政制度為主要內容的現代財政制度方向。具體來說，下半年每一筆助力后疫情時代復工復產的財政支出，必須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批，走法律程序形式明確。同時，財政支出工具也必須要明確，并且，中央銀行采取的適當配合方式和形式，也必須公開透明。如果財政希望央行幫助完成一些財政職能，應有相應的財務安排，納入到財政預算體系中去。

第三，必須堅持相機選擇的調控原則并擇機考慮政策退出時間窗口和方式。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同配合，可以溯源到凱恩斯主義，為了有效應對需求不足帶來的沖擊，燙平經濟周期波動。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沖擊，首先沖擊的是生產供給端，其次是消費需求端。而隨著我國大陸疫情防控在5月初取得階段性勝利，復工復產開始逐步全面進行，生產已經接近全面恢復，而需求不足問題非常突出，這也是我國下半年宏觀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因此，更加需要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靈活適度的貨幣政策相配合。但同時，要遵循相機選擇的調控原則。隨著需求有效復蘇，要根據經濟恢復情況和相應的經濟指標，采取相機調控，前期刺激性的政策要根據經濟形勢變化，考慮退出窗口和相應的退出方式。而財稅政策方面也是如此，市場主體在逐步取得恢復，能夠自負盈虧，資金鏈修復后，相應的財稅減免和優(yōu)惠政策也要考慮后續(xù)的退出。

財政貨幣政策協同的空間與措施

當前從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來看，加大宏觀經濟的調控力度，確保“六保”目標如期實現，必須推動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發(fā)力，雙管齊下，實現最優(yōu)組合。

第一，投資需求方面，國債發(fā)行與流動性投放相配合，促進有效投資需求迅速恢復。下半年要積極擴大地方政府專項債規(guī)模和覆蓋范圍，扶持中西部等地區(qū)在建的一些公路、鐵路、機場、橋梁、城市建設等傳統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同時，及時覆蓋5G、人工智能、大數據、智慧城市建設等“新基建”項目，這樣可以既實現短期當下穩(wěn)投資，又兼顧長期調結構、培育新興產業(yè)的目的，將有力推動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fā)展。同時，我國的貨幣政策要及時補充投資需求覆蓋的產業(yè)鏈上的市場主體流動性，可以出臺相應的普惠和定向金融政策。例如，增加面向中小銀行的再貸款、再貼現額度，積極鼓勵商業(yè)銀行開展訂單、倉單、應收賬款融資等供應鏈金融服務，有效解決投資產業(yè)鏈上流動性不足問題。

隨著今年下半年抗疫特別國債發(fā)行，將有力支持地方公共衛(wèi)生等基礎設施建設和抗疫相關支出，并且資金直達市縣基層、直接惠企利民，最終擴大投資需求。而這也為貨幣政策協同創(chuàng)造了空間。而由于特別國債發(fā)行后，商業(yè)銀行將會購買部分國債，會對銀行體系流動性形成一定的擠壓。因此，央行可以采取降準形式投放流動性或者短期工具投放流動性，配合財政部特別國債發(fā)行，例如，逆回購、再貸款等方式應對短期流動性需求高峰。

第二，消費需求方面，稅收減免、消費補貼與中小微企業(yè)信貸相互配合，促進消費需求恢復。下半年可以進一步靈活運用稅收調節(jié)功能，加大對中小微企業(yè)稅收減免力度、消費者財政補貼力度，以及在已有減免增值稅政策基礎上，可以適度考慮企業(yè)所得稅減免優(yōu)惠。例如，可以擴大消費券發(fā)放范圍和降低消費券發(fā)放門檻，對商家進行一定補貼，從而鼓勵消費者消費，尤其是吃穿住行等大眾消費領域。對中小企業(yè)和商家店鋪，可以適當采取減免所得稅、租金等形式，降低成本，提高其復工復產積極性。同時，貨幣政策方面，要繼續(xù)堅持已有的中小微企業(yè)信貸政策，并且要加強中小銀行資本補充力度，調動其支持實體經濟積極性。例如，對中小微企業(yè)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政策視消費復蘇情況盡量延長，對普惠型小微企業(yè)貸款應延盡延，對其他困難企業(yè)貸款協商延期。最終，財稅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促進消費需求有效復蘇。

第三，進出口需求方面，出口退稅與信貸、信保、擔保等融資政策配合。財稅政策方面，要繼續(xù)提高出口退稅率，加快退稅速度，支持促進外貿企業(yè)進出口。今后要簡化優(yōu)化退稅手續(xù)，提高退稅效率，督促審核通過的企業(yè)退稅資金要盡快到達企業(yè)賬戶，從而降低企業(yè)生產經營資金壓力，減少企業(yè)的資金占用成本。對于困難企業(yè)予以延期辦理退稅手續(xù)，緩解企業(yè)的現實困難。并且，積極推行無紙化退稅申報，縮短正常出口退稅的平均辦理時間。同時，為了進一步應對下半年可能出現的第二波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以及中美貿易摩擦加劇風險，適度出臺相應的“出口轉內銷”財政補貼，鼓勵外貿企業(yè)將產品業(yè)務轉內銷，緩解出口壓力;貨幣政策方面，金融監(jiān)管部門要指導銀行機構用好貨幣政策工具，主動了解外貿企業(yè)融資需求，精準快速發(fā)放貸款，加大對外貿領域中小微企業(yè)的支持力度，尤其是提高其再貸款、再貼現專用額度，并且給予一定優(yōu)惠利率支持。

(閆坤：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zhàn)略研究院黨委書記、研究員;萬月：華夏銀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

標簽： 中國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