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我國對典籍文獻新資源的利用和開發(fā)首先開始于考古出土新文獻的發(fā)掘、整理和研究，上世紀50年代以后，特別是80年代以后，又擴展到傳世典籍文獻新資源的搜集、整理與開發(fā)。繼敦煌學(xué)之后，始于上世紀90年代，古籍紙背文獻資料集的整理出版日漸受到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注，以古籍紙背文獻的整理研究為旨歸的專門性學(xué)問——“古籍紙背文獻學(xué)”也正成為中國古文書學(xué)領(lǐng)域一個新的學(xué)術(shù)增長點。

古籍公文紙本包括公文紙印本和公文紙抄本兩種，本指古人利用廢棄官府公文檔冊和私人文書背面刷印的古籍，有“公牘紙”“文牘紙”“官冊紙”“冊子紙”“冊籍紙”等不同稱謂。1987年出版的《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一書使用“公文紙印本”一語著錄此類古籍以后，公文紙本古籍才有了統(tǒng)一的稱謂。1989年瞿冕良先生在其《略論古籍善本的公文紙印、抄本》一文中，又提出了公文紙抄本的概念，于是，涵蓋公文紙印本和公文紙抄本兩種古籍形式于一體的“公文紙本”概念的提出就成為一種必然。不過，瞿文在追述公文紙印本起源時提到了敦煌文書中一紙兩面書寫的寫本，認為“是我國版本史上最早的公文紙抄本”。從公文紙本古籍廣義的內(nèi)涵講，將敦煌文書(包括吐魯番文書)唐五代宋以前兩面書寫的抄本納入公文紙本也未嘗不可，但為避免雜糅混淆之嫌，本文使用的公文紙本古籍一語僅指以冊葉線裝形式傳世的古籍，暫不包括像敦煌文書和黑水城文獻等考古發(fā)現(xiàn)的卷子裝的公文紙印本和公文紙抄本。

目前,已經(jīng)出版的古籍紙背文獻資料集有三種：根據(jù)宋代公文紙印本《王文公文集》紙背文書整理而成的《宋人佚簡》、出自黑水城文獻的《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該文獻屬于考古出土的文獻，與傳世古籍保存的公文紙本在來源上有所不同)，以及出自元代公文紙印本《增修互注禮部韻略》紙背文書的《元代湖州路戶籍文書》(王曉欣等整理，中華書局，2021)。《宋人佚簡》以展示宋代文書和古籍的藝術(shù)為特點，只有圖版沒有錄文，重在展現(xiàn)宋代文書和線裝古籍藝術(shù)，忽略紙背文書的文獻蘊涵;《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篇幅過小，只是黑白圖版摘要錄文，雖然重在展現(xiàn)宋代公文的資料內(nèi)容，但因黑白圖版之故，文字多有模糊，信息保存有限，且缺乏對紙背文書的認識和揭示。在三種紙背文書資料集中，無論是從整理意識、整理篇幅、整理形式、整理效果上來看，只有《元代湖州路戶籍文書》才是專門以整理紙背文書為旨歸。

在湖州路戶籍文書發(fā)現(xiàn)之前，中國古代史后半期除了黑水城文獻西夏戶籍和零星元代戶籍殘片之外，戶籍實物鮮有批量發(fā)現(xiàn)，除了明清兩代流傳有部分戶籍實物資料(明代的賦役黃冊和清代的編審冊、保甲冊)外，宋代和元代一直缺乏戶籍實物，成為中國古代戶籍實物資料鏈兩個較大的缺環(huán)。而今元代湖州路戶籍文書的批量發(fā)現(xiàn)和整理出版，如王曉欣所說，讓“我們可以從中第一次完整了解到元朝江南地區(qū)戶籍登記的總體面貌”“對于從宋經(jīng)元至明，戶籍文書系統(tǒng)諸如手狀、戶帖、各類型戶籍冊的關(guān)系和發(fā)展脈絡(luò)……提供了尤為珍貴的研究數(shù)據(jù)”“還給我們提供了元代江南具體地區(qū)內(nèi)地方基層體制的較完整面貌”，由此填補了中國古代戶籍實物資料鏈兩個缺環(huán)之一。

《元代湖州路戶籍文書》稱得上是古籍紙背文獻整理的標(biāo)志性成果，它實際上奠定了古籍紙背文書整理的基本模式。這一模式的基本內(nèi)涵可以概括為三個要素：拆線掃描、全彩印刷和圖文對照。拆線掃描是將作為紙背文書載體的公文紙本古籍的線裝書拆線，對書葉的紙背文書一面進行彩色掃描。紙背文書一面印本一面寫本，由于印書的古紙較薄，兩面有字必然容易造成字跡洇染透墨，而印本文字往往碩大，筆畫粗重，寫本字跡往往偏小，筆畫纖細，所以紙背文書寫本文字的識別難度更大。如果不是拆線掃描，紙背文字的釋錄就無法進行。即使有了拆線掃描，但如果不是全彩印刷只是黑白圖版，文字的釋錄也同樣大打折扣。須知文書不僅有文字，還有朱印、墨印以及各類符號，其中的朱印以及淺色符號在黑白圖版中印跡更淡，釋錄尤其困難。故三要素齊全方為最適合紙背文書整理特點的最佳整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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